廉政的本质是为民。中国古代讲“政以民为本，国以民为本”。处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苏区，在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下，物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。广大党员干部带头以红薯、青菜充饥，节约粮食支援红军。苏区布匹匮乏，寒冬腊月，很多党员干部都是单衣过冬，没有盐吃，只得像井冈山时一样熬硝盐。这些干部们没有怨言，不仅自带干粮去办公，不增加老百姓一分钱负担，还提出“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”的口号。

但大多数干部的清廉，并不代表所有干部的清廉。

最早受到惩处的是瑞金县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。谢步升，原为暴动队队长。掌握了一点权力后，他为非作歹，贪污公款，强奸妇女，杀害叶贺部队掉队军医，占有其金戒指和毯子，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，卖给全苏大的米用小斗，偷盖中央政府管理科印章，生活腐化堕落，与地主老婆通奸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。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获悉后，愤然表示：“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处理，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？”毛泽东明确表态：“腐败不清除，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，共产党就会失去民心！”1932年5月5日，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举行公审，判处谢步升死刑。5月9日，中央政府组成以梁柏台（代司法部长）为主审的临时最高法庭开庭终审，维持原判执行，把谢步升处以枪决，在三小时内执行，没收个人一切财产。处决谢步升，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肃贪的第一枪。

对于这件事情，毛泽东真是拍案而起。他知道：贪污、浪费、挪用公款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，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恶劣影响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，不但造成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，并且足以腐化工作人员。

随后，毛泽东领衔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号训令。训令指出：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，如客饭、办公费、灯油杂费，都须尽量减少，尤其纸张信套，更可以节省使用。在细微之处的节省，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，但积少成多，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——这是万分必要的。对苏维埃中的贪污腐化分子，各级政府一经查出，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。谁要隐瞒、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，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。同时要注意到，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，相反的，还要把工作的效能提起来。

1933年12月，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了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的第26号训令，明确规定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（苏区货币，当时1元可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，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）以上者处以死刑；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；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；玩忽职责，管理不善，存放不妥，造成损失，轻者重罚，重者法办。

此后，侵吞各种款项34项（共折合大洋2000余元）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，贪污公款246.7元、携款潜逃企图投敌的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，伙同他人将缴获的鸦片烟土私自倒卖，侵吞贪污公款，作风败坏的中共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，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惩处。这一系列重要领导干部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极刑、重刑的案件，在中央苏区引起极大震动。

为了进一步规范干部队伍，毛泽东将古田会议上确定的12条用人标准引入中央苏区，严把入党、用人关口，纯洁干部队伍；搞好制度建设，让制度成为反腐倡廉保障；注重宣传教育，杜绝强迫命令，让群众起来监督政府，建设廉洁政府；运用法律手段，严惩不肖之徒；开展革命竞赛，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等，让活的榜样说话。

在积极倡导廉洁奉公的同时，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总是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。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士兵就为此编唱歌谣：“毛委员带头吃野菜，艰苦作风传万代。”毛泽东非常节俭，身上穿的衣服总是有好几块补丁，在饮食上也与干部群众“有盐同咸、无盐同淡”。在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，但他却只点一根，经常在豆大点的光亮中伏案工作至深夜。